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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 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 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 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 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 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 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 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号召：“全中国同胞，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 侵掠！”①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 的具体目标。中国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领导的。
国民党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 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 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 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 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面对这种复杂的局 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 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 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 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 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 上述之总方针。”①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的力量是不够的，必 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 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 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 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 亡”。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 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 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③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 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 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 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 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 令出动。”①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 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②空前的民族危机 和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 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 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 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③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 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④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 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 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 欢迎。”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
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机构，没有 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 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 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 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 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 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机构，使和人民相结合；（四） 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 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 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人“愿同国民党人和 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 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 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 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 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①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 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 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②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 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 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 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 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 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③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 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 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 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部，任弼 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①。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 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 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 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 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 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 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 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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