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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了记录汉语的甲骨文字，周秦时代已有完整的典籍，此后两千多年，汉字文献浩如烟海。这些文献表明，汉语的发展是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汉语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三个阶段（通常也把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统称为“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指先秦两汉至隋唐这1000多年间的汉语，其前身主要是夏语。夏语也称雅言，是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中游一带华夏族的语言。华夏族与周围夷羌苗黎诸部族不断融合，到秦汉时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并实行统一文字的“书同文”政策。在这一融合和统一的历史潮流推动下，古代汉语正式形成。古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大体一致，其词汇和语法概貌可以从文献中直接观察，而语音系统则可以通过对诗文用韵、谐声系统和反切系统的分析归纳来间接把握。总的说来，古代汉语的面貌和现代汉语截然不同。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逐日》：“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一段话在用词和句式上与现代汉语很不相同，其读音则肯定差得更远。古代汉语发展到隋唐时代，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开始系统性地偏离古代汉语，这种偏离不断积累，便逐渐出现了近代汉语的雏形。
近代汉语指晚唐到清初近1000年间的汉语，其面貌与古代汉语有明显的不同。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由繁趋简，韵母简化尤甚；词汇系统产生了一大批新词语，以单音词为主的格局转变成以复音词为主；语法上产生了新的代词、助词和语气词系统，以及动补式、处置式（把字句）等新的句式。但是近代汉语的书面语基本上仍沿用古代汉语的样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六朝以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进行加工的书面语，即通常所说的“古白话”；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进行加工的书面语，以及后代以这种书面语为模仿对象的作品的语言，即通常所说的“文言文”。这一时期大量的文献资料沿用古代汉语的文言文体，只能从一部分程度不同地记录口语的白话文献中，如变文、语录、笔记、小说、话本、杂剧、散曲、戏文、民歌、会话课本等，窥探近代汉语口语的面貌。例如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目连到天宫寻父，至一门，见长者：‘贫道小时，名字罗卜。父母亡没已后，投佛出家，剃除须发，号曰大目乾连，神通第一。’长者见说小时名字，即知是儿：‘别久，好在已否？’罗卜目连认得慈父，起居问讯已了：‘慈母今在何方，受于快乐？’”这一段变文距今已有千年，但读来并不费力，除了个别词语与现在不同外，大部分词语和句式都和现代汉语一致。现代汉语共同语和方言格局就是在近代汉语阶段逐渐形成的。
现代汉语主要指清初以来的汉语，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代汉语形成之初的面貌，从乾隆年间的白话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语言来看，其词汇、语法基本上已和今天一样。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就是依据《红楼梦》的语料撰写的。现代汉语的新白话与近代汉语的古白话虽然比较接近，但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西游记》和《儒林外史》第一回的开篇文字，前者仍属近代汉语，后者则是现代汉语。不过，由于文人写作时仍然以先秦两汉的口语为准，也就是所谓的“文必秦汉”，文言一直占据着汉语书面语的统治地位。历朝历代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文书等无不使用文言。直到民国初年还是两种书面语并存，文言文的地位仍高于白话文。现代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以后的事。因此也有人将现代汉语的开端定在五四运动时期，从而与中国现代史相一致。“现代汉语”作为日常用语，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现今汉族人使用的语言”。但作为科学术语至少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现代汉语仅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广义的现代汉语则包括普通话和方言。人们通常从狭义上理解“现代汉语”，把它和普通话画等号。但实际上普通话和方言都是现代汉语的变体，现代汉语的共性寓于包括普通话和方言在内的各个变体之中，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
（4.1 节部分内容参考李小凡为《现代汉语（新编）》（商务版）撰写的初稿有关内容）
4.2 汉语的发展演变
汉语跟其他语言一样，语音、词汇、语法等也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汉语语音的发展演变。当人们用现代语音读古人的诗时，常常觉得它们的韵并不十分和谐。例如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按照诗律，诗中的“斜、家、花”三个字应该是押韵的，但用今天的普通话去读，“斜”与后两个字并不押韵，这并不是因为古人用错了韵，而是因为古今汉语的语音已发生了变化。人们还会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在语音上存在着差异，比如在北京话里，“七”和“八”单念时声调都是阴平调［55］，但在去声字之前，如“七岁、八月”等，老年人大都要把“七”和“八”读作阳平调［35］，而年青人却大都仍读作阴平调。又如在上海话里，老年人对“烟”与“衣”、“简”与“既”两类字的读音分得很清楚，前者中的元音是开口度较大的［I］，后者中的元音是开口度较小的［i］，而年青人已经不分，一律发成［i］。这种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语音差异正反映出语音的历史演变趋势。总体上说，语音从古到今的发展趋势是简化（例如浊音清化、辅音韵尾消失等），加之古代汉语中原本单音节词占优势，结果就造成同音词（字）大量增加，语言形式之间的有效区别遭到破坏，使社会交际受到影响。于是汉语便用调整词的长度的办法来恢复语言形式之间的有效区别，逐渐以双音节构词模式取代了过去的单音节构词模式。可见语音的演变还会牵动词汇的演变。
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日益活跃，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科学文化水平迅速提高，这就使得汉语的词汇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极大地丰富起来，出现了“劳模、德育、投资、信息、激光、半导体、电脑、短信”等一大批新词语。在新词大量产生的同时，一些旧词也已经退出社会的交际活动。比如“探花、榜眼、朝廷、黄包车”等词，现在一般只有在讲述历史时才可能被使用。古今词义的演变表现得更为明显，古今词义基本相同的词，在全部词汇系统中只占少数，大部分词语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脸”原来指两颊的上部，北宋词人晏殊的词中有“轻红淡白匀双脸”的句子，其中的“脸”就是这个意思，后来“脸”的指称范围扩大了，用来指整个面部。“臭”本指气味，香味、臭味以及别的什么气味都可以说是“臭”，因此《易经》中才有“其臭如兰”的说法，后来“臭”的指称范围缩小了，仅用来指不好闻的气味。“闻”本来指耳朵听见，成语“耳闻目睹”中的“闻”就是这个意思，后来“闻”的指称对象转移了，专门用来指用鼻子嗅。词语的替换变化也是如此。如古代关于人的肢体、器官的名称与其他动物的有关名称是不同的，像“口、肤、肌”只用于人，“嘴”最早用于鸟，后来用于兽，“皮、肉”只用于兽，“毛”兼用于人、兽，而“羽”只指鸟毛，区分很严。后来随着语言词汇的发展，“嘴、皮、肉、毛”替换了“口、肤、肌、羽”，被替换下来的词只能作为语素保存在复合词里。
汉语语法的发展演变。语法的演变虽然非常缓慢，但通过对比仍不难发现古今汉语在语序、句式、词类等方面的差异。语序方面，现代汉语表示行为的数量，一般是把数量词放在动词的后面作数量补语；而古代汉语是把数词放在动词的前面作状语。例如：“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左传》），“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墨子》），“七遇”是“交战七次”，“九设”是“设置了九回”，“九拒”是“抵挡了九回”。句式方面，在先秦的汉语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或代词宾语出现在否定句中时，一般都置于动词之前，如：“吾谁欺？欺天乎？”（《论语》），“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但到了现代汉语里，这些宾语都要放到动词之后。句式上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把”字句的出现。这种句式开始出现在唐代，除用“把”外还用“将”，如：“如将月窟写（泻），似把天河扑。”（皮日休诗）。在现代汉语中“把”已经虚化成纯粹的介词。词类上的变化主要是词类活用，包括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等。使动用法如：“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石钟山记》），“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意动用法如：“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成以其小，劣之。”（《促织》），这些词类活用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上消失了。此外量词的普遍化也是词类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上古汉语里，数词多与名词直接组合：或在名词之前，如“五犬、十羊”；或在名词之后，如“弓一、矢百”。中古以来，表示事物单位的词才逐渐丰富，作为数词与名词的中介而存在，并且与名词有特定的搭配关系。于是普遍出现“五条狗、三粒糖、几封信”这样的用法。同时表示动作量的词，如“番、遍、次、下、回、顿”等，在现代汉语里用得也越来越多。名量词、动量词和时量词构成了现代汉语中完整的量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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