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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朱耷（1626－1706）。谱名统，有雪个、个山、人屋、道朗、八大山人等别号。南昌人。明末清初卓越的大画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朱权封宁王于南昌，繁衍八支，朱耷属弋阳王支，袭封辅国中尉。他的父祖都善书画，因此朱耷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弱冠为诸生。明亡以后，他抱着对清王朝不满的态度，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顺治末年，当他三十六岁时潜回南昌，创建青云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使这坐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劳动生活。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但这个“自在场头”毕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统治之下，“门外不必来车马”是不可能的。因为常有清朝权贵来此骚扰，他常浪迹他方。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后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并常卖画度日。后来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叶丹居章江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他是孤寂贫寒地在这个环堵萧然的草堂中度过了他的晚年。
八大山人一生以主要的精力从事绘画，他襟怀浩落，慷慨啸歌。由于时代特点和身世遭遇，他抱着对清王朝誓不妥协的态度，把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所以画中出现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甚至禽鸟一足着地，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眼珠向上，以状白眼向青天。他常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联缀起来草写，形似“哭之”、“笑之”字样。他还有很多隐晦艰涩的诗句跋语，表示对清廷极端的仇恨和蔑视。
他的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爱和憎。如脍灸人口的《孔雀图》及其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讽刺了那班头戴三眼花翎乌纱帽的汉族大地主屈膝求荣、投降新主子的奴才丑态。有一幅山水册页题云：“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他称慕五代北宁间画家董源、郭熙，以其独特笔墨描绘没有受外族侵凌的宋朝江山，而激发起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鹊石图轴》（现藏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画中描绘着两只喜鹊立于大石之上，究其画意，具有鹊巢鸠占，翔集浣磐的含义。《诗.召南.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传云：“尸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八大山人作此喻以讽刺清贵不善自谋而强占别人地主。并着意表现双鹊集栖于磐石之上，这不是尸鸠可以占据和动摇得了的。他常画的莲荷松石、梅兰竹菊、芦雁凫鹤、鱼鸭鹰鹿等等，大都象征他性格的倔强与高风亮节。他一生坚不为清廷权贵画一花一大石，而一般农民、贫士、山僧、小儿却很容易得到他的作品，这种不屈于权势的精神，历来为人们赞赏与称颂。
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炼，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
2 明代名人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
朱耷对艺术修养与功力铸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读书至万卷，此心乃无惑；如行路万里，转见大手笔。”他认为画事有如登高，“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说明他对艺术不断磨炼的精神。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为了纪念这位大画家，解放后已在南昌市青云谱建立了“画家八大山人纪馆”。朱耷的艺术已经在东方尤其在日本以至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映。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作品，已不复得见。如：《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鱼乐图卷》、《杂花图卷》以及《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以及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
习嘉言
习嘉言，名以，号寅清居士，晚号寻乐翁，新喻白梅人。明永乐十五年乡试解无（举人第一名），十六年会试进士。初为翰林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宣与修《宣德实录》，任经筵讲官，升侍讲，不久，又擢升太常寺少卿。在此期间，曾上《六事疏》，针对教训与时弊，向封建最高统治者提供医治药方。后主持京闱乡试，官至詹事府詹事。习嘉言为人“沈毅庄靖”于书无所不读，自经史百家，下逮阴阳、医卜、天文、地理，亦皆旁通。著有《温室稿》、《西垣漫稿》、《寻乐集》二十卷。卒于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年六十五岁。习嘉言的《六事疏》，就是对英宗狼狈回到京城的情况下写的。其出发点，是劝英宗总结宠用奸佞之徒王振，大权旁落，言听计从，远拒贤良，民生凋敝，武备不修，以至最后落个丧家之犬的教训，从而劝他历起精神，社稷中兴。因此，《六事疏》的发笔便开宗明义指出：“窃惟在昔帝王中兴者必奋大有为之志，以成大有为之功，使天下后世称为只兴令言，若周之宣王，汉之孝宣光武是矣，今历考所为：惟躬庶政，信在忠良，惠安群黎，制伏夷狄而已奚有他术也。”
严嵩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明朝江西分宜人。他粗眉毛，大声音，脚长体高，又削瘦，像只两脚规。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个寒士之家，他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课蒙童。
严嵩幼时聪慧，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严嵩懂得“关系学”，笼络世宗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计。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严嵩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宜春秀江上的广泽桥，下浦的广润桥（上浦、下浦各一座的总称），分宜清源河上的万年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同时还出资修茸了分宜县学等等。这些钱，虽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桥成又尽管有媚上之嫌，但也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
严孟衡
严孟衡，字平（草字头加奄），亦字衡中，明朝分宜介桥人。他个子魁硕，秉性峻洁。他永乐九年中举，十三年（公元1415年）中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随授山西道监察御中。他一身正气，按法办事，一些朝廷大官有不法行为，敢于上蔬弹劾，故所在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一些正派的官员则慕其风采。因他工作过得硬，上升为浙江按察可副使。在他到任的头天晚上，官吏们对防火的警惕性不高，把衙门烧着了，案牍焚毁一空。火灾出现后，官吏们通过种种关系，逃避罪责，而严孟衡却站出来甘愿责任，以致致他列任不久便被撤职，居家闲居。一年后，有抱不平者出来替他说话，说这是冤枉，结果宣宗朱瞻给他平了反，官复原职，调任四川接察司副使。
3 明代名人

明成祖朱棣是个非常性暴的君主，嗜杀戮，对他的旨意有所违背，或杀头，或打入监狱，因此当时法网密布，受冤枉关进班房的人不少。京城如此，地方亦然，故严孟衡到四川任按察司副使时，牢狱里尚关人很多。其时朱棣已死上十年，正处于调整治政、经济、人事方面政策的所谓“仁宣郅治”的好时期，严孟衡大刀阔斧，认真清理冤案，有时一个案子便给数十人平了反。星空副使任职九年，明英朱祁镇认为他工作得力，又将他升为四川右布政使。但只任职三年，便因病死在任上。他生于明朝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殁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享年六十二岁。钟（火加介），字淑宪，号昭民，明朝分宜山泗（今抄场乡）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为太理寺卿，工、吏部左右侍郎，左都御史。
钟（火加介）为官硬朗，办事认真，讲究清廉，在他近二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一贯如此。在他充任左都御史前一段时间内，任太理寺卿，”夙夜匪懈，懈尽厥职“任顺天府尹、京兆尹时，”以严驭吏，始终谨慎从事，“夙弊一清”。（梁佳值《都宪钟（火加介公墓志铭》）钟（火加介）年轻时在县、府读书时，便以德行文章著称，得到分宜县令徐聘和知府黄鸣乔的赞赏。入仕后，器识沉练，办事缜密谨慎，为官硬直，不吹牛拍马，不随波逐流，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他对民间疾苦，“赈济老弱孤贫”，也很关心。崇祯初年，朝廷要加派辽饷，规定按田亩加派。可是江西按原税粮的石数加派，每石九厘。袁州府宜春、萍乡、分宜、万载四县的税粮，从明初开始，同瑞州、南昌两府县一起特别加重（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时，袁州、瑞州和南昌三府归陈友谅占有。陈友谅为了穷兵赎武，同朱元璋争天下，曾将这些地方的田赋比宋、元时增加一倍左右。陈友谅最后是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作对的。元朝垮台，朱元璋得了天下，建立明朝后，“因恶陈友谅”，上述三府县加生的税粮没减除，照样征收，因此，这三府县的税粮比起全省其他府县就特别重了。这笔加重粮的豁免，袁州与瑞州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才解决）。以每石税粮包括的田亩来说，袁州各县的又最少，全少别的府县，一石税粮有的多至一、二百亩的，少的也有上十亩，而袁州各县，只有五亩八分。如按税粮石数计算，袁州府原有税粮二十一万七千石，则要加派辽饷一万一千多两，另外还有浮征一万二千多两，相形比较之下，袁州府县的加派负担就比别的府县特别重了。因此，钟（火加介）倡头，邀集袁州在京乡官张承诏、袁业泗、彭大科、袁一凤、袁一鳌、袁继咸等人，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向朝廷上《减派辽饷公疏》，陈述江西派法不合理，老百姓苦不堪言，言词激烈，其中说：“奈何嗷嗷一郡膏血已尽，骨髓俱竭，向犹称贷饶家，今家家疲于竭泽，遍闾阎而萧条”、“乡里亡徒十已三、四，长此不已，闾阎半作丘墟，阡陌悉惟榛莽”。一针见血，揭露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残酷的经注剥削。最后提出：即使不能按亩均摊，浮加的一万二千多两也得“于田多粮少郡县酌量通融”。疏上，同意了“照亩均派”。后虽部格未完全执行，也解决了袁州农民负担畸重的一部分痛苦。
黄子澄
黄子澄，更字伯渊，明朝分宜澧源（今为大冈山乡大坑村）人。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靖难”，是明成祖朱棣篡夺他侄子允（火加文）帝位遁词。结果是朱棣得逞了。黄子澄是忠于朱允（火加文）的，在这所谓“靖难之役”的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做了“无惭臣节”的牺牲品。“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是封建社会的准则。由于黄子澄惭臣节，不降服朱棣，被朱棣残酷地杀害，还祸连十族，所以旧时的士子都歌唱黄子澄的节义，鞭挞朱棣的凶残，如赵逊颜的《过太常祠》诗曰如公节义振义秋，不负科名第一流。（上日下兆）错计纾忧更切，景隆荐误恨难收。一朝鼎镬君臣薄，异代蒸尝奸宄羞。最是伤心株连处，还多十族双眸。这诗在赞叹疾风劲草、百折不移的黄子澄，针砭鼎镬臣僚、株连十族的朱棣的同时，还对黄子澄参与这场斗争的得失作了评价。因他学识优异，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乡试第二名，十八年会度第一名，廷试，取一甲第三名，即探花。
4 明代名人

子澄年少时便发愤读书，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勤斋”。黄子澄在精通经史的同时，对文学也肯下功夫。他的诗文委有造诣，且才思敏捷。据《曝书亭诗话》记载：他去蒙山石门初次拜谒梁寅时，梁寅令他作《枯梅》诗，他稍事想索，一首好诗就出来了。
黄子澄于洪武十八年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修撰，伴读东宫，到皇太孙朱允（火加文）即帝位，官至太常寺卿，为太学士，与兵部尚书齐泰一起，同参国政，辅佐朱允（火加文）。
子澄与齐泰本是书生，不谙于军事。燕军南下，朝廷大将军耿炳文率大军北伐，在真定（今河北正定）与燕军对抗时，败得一塌糊涂，当时子澄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虑。因荐李景隆（封曹国公）代炳文，说景隆娴熟兵事，堪大任。谁知景隆也是个草苞，治军无方，将兵五十万，开始在白沟河等地吃败仗，以后又在济南城下惨败，丧师数十万。允（火加文）着急了，将景隆召还，撤了他的职，赦他死罪。子澄恸哭请求允（火加文）将景隆正法，以激励将士，允（火加文）仁慈，不听。子澄伤心地捶着胸脯说：“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并作《李景隆师败》一诗以记其悲愤。
解缙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吉水县人。明初学者、文学家。
解缙生而秀异，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襁褓中教之，一见不忘，六七岁就能即席吟诗作对，一时传为神童。因此，关于他幼年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以迄于今。
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登进士第，授中书庶吉士。因年少颖异，甚受朱元璋爱重。后因“抗直敢言”触怒朱元璋而罢官。惠帝即位始再出仕。
成祖即位，解缙受到重用。永乐初年，改御史，擢侍读，与黄淮、杨士奇等七人并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复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其手，“论思献纳，多所裨益”。前人曾以宋欧阳修、文天祥拟之，可见他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政局险恶，而解缙赋性耿直，落拓不羁，自难为成祖所容。永乐五年（1407），便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谪迁广西。永乐八年（1410），他入京（今南京）奏事，适值成祖外出，乃谒见太子而还，竟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拷掠备至、受尽折磨。永乐十三年（1415），解缙被锦衣卫帅纪纲活埋积雪中而死，年仅四十七岁。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后谥文毅。仁宗即位后诏归其妻子宗族。英宗正统元年（1436）八月诏还所籍家产。宪宗成化元年（1465）复其官赠朝议大夫。
解缙一生业绩最足称道的，就是他首先提议并亲自主持《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早在入朝之初，他就向朱元璋提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的建议，尽管当时未受重视，他仍然提出全书的体制、指导思想以及具体要求。直到永乐元年（1403），成祖才下诏编纂。初由解缙率领一百多人，用一年时间完成，定名为《文献大成》。成祖以其内容不够宏广，于是又加派了姚广孝、刘季篪为监修，动员儒臣文士二千一百余人，重加修辑，用了五年时间，于永乐六年（1408）冬告成，由成祖改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纂修，是建立在明代以前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雄厚基础之上的，它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二千册（卷帙及册数，明清人记载各有出入，此据缪荃孙所考）。广收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内容诰繁，巨细并蓄。“上溯虞夏商周之奥，下及濂洛关闽之传”，“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成祖《永乐大典．序言》）。元朝以前的佚文秘典、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及其他各种技艺，尽在其中。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制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博的百科全书，显示着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鸦片战争后，《永乐大典》遭到帝国主义的劫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内征集，加上国外归还，《大典》合成七百三十卷，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再吐芳菲。近年来又陆续搜集到六十三卷及零页，仍由中华书局缩印出版。
5 明代名人

解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在文学方面，工于诗，存诗五百余首。但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记载，谓其诗无全稿，真伪相半，多有后人窜入者。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飞腾，逼似李白之作，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而律诗绝句，亦俱近唐人，如《豫章怀古》：“地入洪都景物稠，界分吴楚重干摄。滕王有阁空芳草，孺子无亭但古邱。西去帆樯皆北向，南来江水自东流。消沉多少英雄客，李蔡封侯广不侯。”结联两句，寄慨遥深。绝句如《过新淦寄胡能定》：“紫淦堤门十万家，市南多见使君车。凭将旧日阳春曲，散作侯官棠棣花。”虽脱胎于唐人韩翊的《寒食》诗，而自有特色。
对诗歌理论，解缙也有精辟的论述，他主张：“学诗先除五俗，后极三来。五俗：一曰俗休、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此幼学入门事。三来者：神来、气来、情来是也。盖神不来，则浊；气不来，则弱；情不来，则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苟不关于神，不属于气，不由于情，此外道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
解缙又善书法，用笔精妙，出人意表，有得其片纸只字，皆珍藏什袭，不啻重宝。解缙的著作，今存《文毅集》十六卷、《春雨杂述》一卷，又曾与黄淮等奉敕撰《古今烈女传》三卷。分别收录或存目于《四库全书》。
况钟
况钟（1383－1443），字伯律。靖安（今靖安县）人。明代官吏、诗人。
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因荐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1430）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者等待他去处理。开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站在他四周，看他如何理事。他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按群吏的欲望办事，群吏们都很高兴，私下以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某某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强行我做的！你们有些人长期以来玩弄这种手段，罪当死！于是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大震全府，上下都奉法职守。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前后各届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先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动不动对百姓处以酷刑，他先后酌情予以减免者近一千四百余人。同时，他协同巡抚周忱，悉心筹划，为百姓奏免赋税粮七十余万石。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锄豪强，扶良善，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
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对于他的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优秀传统戏曲《十五贯》作了较深的刻画，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注重开办地方学校，招收学生，以儒教培养学生。还重视招收贫困学生，并给他们一定的救济，使很多单门寒士得以成就学业。有一个叫邹亮的曾经向况钟献诗，请他指点。他看后很高兴，觉得邹亮很有才华，便推荐他当官。有的人为此写匿名信诬陷邹亮，况钟看信后风趣地说：“这不过是想要我更快地提拔邹亮已。”不久，邹亮果然被提任为吏、刑二部司务，后又升为御史，并成为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
况钟的主要著作多收集在《况太守集》中。全书十六卷，卷首、补遗各一卷，为光绪十年（1884）刊本，津河广仁堂所刻，今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有全本藏书。另一《况靖安集》，全书八卷，首尾各一卷，为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原为靖安县城双溪陈氏藏版，今存江西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均不录。
他的诗作以规劝诗为主，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对农民，有《劝农诗》二首，其一：“嗟我微材愧牧民，车驱有句向农申。人生务本惟耕凿，世道还醇重蜡豳。粒粒皆从辛苦出，般般无过朴诚遵。迩来弊革应须尽，并戴尧天荷圣仁。”其二：“田歌四起韵悠扬，阡陌循行劝课忙。父老挈觞随旆右，儿童驱犊驻车旁。丰穰有光流亡免，游情无民风俗良。早纳官租多积谷，防饥防盗乐无荒。”这两首诗表现了一个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急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的爱民心情。这可以说是全面表现作者精神面貌的代表作。尽管他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但他力图兴利除弊，寄希望于丰衣足食，在客观上总是符合人民愿望的，而且他懂得农民的艰辛，也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当他任满离开苏州时，许多百姓老幼为他送行，而他自己却是“检点行囊一担轻”，“如水襟怀对大江”，“不带江南一寸棉”，这正是他为官清廉的写照。
6 明代名人

对于后代的教育，有《又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膏腴竟作儿孙累，珠玉还为妻女瑕。师剑古箴传肖者，取之不竭用无涯。”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如此对待自己和教育后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艺术上，他的诗作大多明晓通达，不过多追求形式美，比较质朴自如，热忱奔放。不少语言口语化，接近民众语言，因此能更好地为表现内容服务。
魏良辅
魏良辅（生卒年不详），字尚泉（或作上泉）。豫章（今南昌）人。明代戏曲音乐家。寄居江苏太仓，在熟谙南北曲的基础上，于嘉靖年间在张野塘、过云适等人协助下，吸收了海盐腔、余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特点，对旧的昆山腔进行了显著的改革创新，形成一种舒徐宛转的新腔，称为“昆腔”，又称“水磨腔”，对很多地方戏曲音乐的发展影响较大，后世奉之为昆腔鼻祖，艺坛尊为“曲圣”。
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良辅主要活动在江南的娄东、鹿城，即今太仓一带。当时的太仓州，商品经济比较发展，市镇繁荣，有歌场、舞台等深出场所，演出活动频繁。吴中一带（包括苏州府、昆山、太仓州等地），文人萃集，嗜曲者众，学曲品曲之风甚炽。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较高、影响广泛的一种。老的昆山腔元末即已形成（见《南词引正》）。未改革的昆山腔，还多处于清唱（即“冷板曲”）或说唱的阶段，是一种南曲唱腔，腔调平直，尚欠韵味和意趣。而民间艺人的演唱就更为粗俗了。
良辅有较好的文学词曲修养，娴通音律，有美好的嗓音歌喉，钻研热爱唱曲艺术，熟谙当时流行的南北曲多种声腔，如：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以及余姚腔、杭州腔、北曲的中州调、冀州调等。
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数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规。”（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足证良辅有改革南曲的意志，为此而进行了长其的苦心钻研。改革后的昆腔伴奏乐器也突破了南曲以前只用弦过、彭板的局限，加用了笛、箫、笙和琵琶等乐器，丰富了音色，使新腔更加宛转动听。经过实践，终于别开堂奥，成功地创造出一种行腔以细腻宛转著称的“水磨调”。当时，“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寄畅园闻歌记》）。昆山人陆九畴也善于度曲，曾立志与良辅相约，在听众中评比谙写的新曲，“及登台，自叹弗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
良辅为人谦虚，治学谨严，与友多切磋，求师必问善。他的成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仅《寄畅园闻歌记》和《梅花草堂笔谈》所提名者，就有十余人之多，如对昆山善歌者过云适，“魏良辅自谓不如，每有得，必往咨问，过称善乃可；不以为善，则反复论论，数改不厌。”他的女婿张野塘，善唱北曲，娶良辅女（亦善歌）后，兼工南曲。又擅长弹奏，曾改制北方的三弦，适应伴唱。协助曲作家梁辰鱼，对改革昆山腔，与良辅合作，贡献更大。他以昆曲新腔填词创作的《浣纱记》（一名《吴越春秋》）演出后，轰动居坛，推动了昆腔的传播与发展。
昆山腔经过良辅的改革，到了万历（1573－1620）以后，更为盛行。昆曲剧目、昆剧班社和清唱团体皆大为增多，遍布我国南北，影响了很多地方剧种，而海盐腔却被逐渐代替，消沉下去。
昆腔分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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