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史的古代地图
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地图成为军事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管子?地图篇》不仅精辟地阐述了地图的重要性，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地图的内容，以及地形、地物的表示方法较前又有所进步。当时构筑城池，兴修水利，开凿运河、灌渠等的需要，促进了测量技术和数学方法的发展，地图绘制开始建立在实地丈量的基础上。《周髀算经》记载：“凡为此图，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分一千里凡用缯方八尺一寸；今用缯方四尺五分，分为二千里。”《战国策?赵策》中记有“臣窍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说明当时的地图不仅明确了按比例缩小的法则，而且主要用缯（丝织品）制图，形成中国古代地图的东方特色。
《战国策?燕策》中关于荆轲刺秦王，“图穷而匕首见”的记述，表明秦代地图在上象征着国家领土和主权。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萧何先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可见秦汉两代都很重视地图，把它用作统治的工具。此时地图的品种逐渐增加，按其内容，已有类似于行政区划图、军阵图、、域外地理图等各种专用地图。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图作品，反映了距今2100年前中国地图测绘的光辉成就。这几幅地图都没有注明图名、比例尺和图例，其中两幅现在分别称之为地形图、驻军图。地形图长宽各96厘米，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均用统一的图例。山脉采用水平的山形线，并附加晕线表示山体的范围和走向。著名的九嶷山还加了鱼鳞般的陡崖符号。河流上游粗，下游细，弯曲自然，生动、准确地描绘出30多条支流构成的水系轮廓。其中 9条标注了名称。图中共80多个居民点，符号分两级：县级8个用方框表示，乡里级74个用圆圈表示，名称注在框内。道路20多条用实线表示，区分实线和虚线。地形图中心部分的水系和县级居民地的地理位置，同现代1:170000比例尺地形图的轮廓相近似（图3[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的复原图]）。驻军图上，除一般河流、山脉、道路和居民点作为地理底图表示外，另用红、黑色方框或三角形符号着重表示驻军的布置。反映了当时中国彩墨缯绘地图的工艺水平。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是世界地图史上罕见的一大发现，联系到秦代、汉初疆域的开拓，县邑的增设，以及许多工程的宏伟规模，绘制出这样精美的地图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 在西方的古代文化中心──埃及，地图的测绘是从尼罗河流域土地丈量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希腊、罗马时代，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航海地图的测绘。埃及的几何学和地理知识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国，测量经纬度，研究，编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已知世界的地图，成为西方地图测绘的主流。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科学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利亚城，地图测绘一度出现繁荣。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最先测量了地球曲率和周长，并绘制出以经纬线为坐标的地图，包括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已知世界的地图。公元120年，克罗狄斯·托勒密编著了8卷《地理学指南》，其中6卷用于记载8000个经纬度。他第一个设计了圆锥投影和用经纬网格绘制地图。附在书内的27幅世界地图和26幅局部区域图，佚失数百年之后，1475年从阿拉伯文献中辗转译印，到1740年共刊印50版之多。这些地图堪称当时西方的划时代作品。
公元300年到1300年左右，欧洲深受封建统治和宗教神学的压迫，神学代替了科学，地图成为宗教思想的俘虏。当时的地图只是辗转抄袭、粗略荒谬的作品。T- O型宗教环宇图千篇一律：耶路撒冷居中心，多瑙河、地中海和顿河构成“T”字形，分隔着欧、亚、非3洲。这些绘制在羊皮上的地图既无投影，又无比例，除了宗教艺术的装饰之外，科学上毫无价值，这个时期是西方地图史上漫长的黑暗时代。 中国西晋时的地图学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测绘地图的理论、体例和他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制图必须遵守的几项原则──“”。同时他在门客京相的协助下，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前者具有历史沿革地图的性质，后者则是计里画方的实验样品，即将缯八十匹的中国全图缩编为方丈挂图。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的方法，长期为中国古代编制地图所遵循，并且影响远及朝鲜和日本。唐、宋两代，地图曾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和行政管理、外交和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官府制图事业盛极一时，但大都因循抄袭，科学上无所建树。惟唐代的独创一格，他编制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开创了边疆险要地图的先例。他运用朱、墨二色绘图的传统技法，表示地图内容的历史沿革。他的另一杰作《海内华夷图》流传达500年之久。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的原图虽没有流传下来，但西安碑林中仍保存有1136年上石的禹迹图（图4a[禹迹图（a）和华夷图(b）〔局部〕]）和《华夷图》（图4b[禹迹图（a）和华夷图（b）〔局部〕]）的石刻。碑上刻有“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的文字。可以看出《华夷图》渊源于贾图。西安碑林这两幅石刻地图，不仅是保存下来的反映裴秀以来计里画方的地图实物，反映了宋代已能对长江、黄河水系精确测绘，已具有对边疆邻邦的丰富地理知识；而且两图刻于同一石块的正反两面，彼此上下颠倒，可用于拓印。以后又不断涌现优秀的地图作品。如宋代的税安礼编有《地理指掌图》；元代的经过10年游历考证，汇编了长宽各七尺的《舆地图》，成为明、清两代地图的范本；明代的又以《舆地图》为基础增补改编成《广舆图》。1541～1579年间《广舆图》增订刊印七次，1799年还重刊一次。自明嘉靖至清初的地图，大多数与《广舆图》有关。著名的陈祖绶的《显皇职方地图》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以《广舆图》为基础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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