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国际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学的分析框架中，为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
国际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危机；削弱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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