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1949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的标志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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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时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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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历程
1840年起至1919年，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同本国剥削者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这段时期大致可分为：1840-1901：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1901-1919：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后一个阶段还可以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01-1919）。这期间先后出现了六次较大的运动，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勾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脉络，形成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以洪秀全为核心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以贫农和贫苦中农为主体的旨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天京变乱”是这次运动的转折点。前期发展迅速，从广西省桂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金田村）起义，迅速辗转到永安（今广西省蒙山县），初步建立政权。1853年春，在南京正式建立了与清对峙的政权，正式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前期的革命纲领。这个既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背负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又闪耀着历史远见的纲领，表现出了高度的彻底的革命性。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个“世外桃源”，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王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建立具有全国意义上的“天国”，太平军开始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尤其是西征和东征的胜利，标志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由于农民自身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天京变乱”发生了。这种发生在最高领导集团内部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残杀和分裂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它先前的魅力，后来，虽经洪秀全、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辛苦经营，也颁布了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但无奈太平天国已失去了它的黄金时期，最后在中外反动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所谓“洋务”又称“夷务”，当时泛指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洋务派付出了实践，并且在这30多年中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先后创办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性质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带有浓厚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加强海防力量，建设海军，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其中最有远见的 措施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这些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 资产阶级改良的首次尝试
恩格斯曾经预言说：“甲午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人口的整个陈旧社会制度也都在瓦解。”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秀才”们开始造反，充当了当时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代言人。康有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船队的旗手、运动的领袖。这种“救亡图存”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确实使世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康有为曾经努力试图超越传统的儒家学说的藩篱。但由于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决定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他和同伴们也只能把资本主义的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糅合到一块来宣传他的维新理论，尽力地编织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理想蓝图，包括最激进的谭嗣同和对西方知识了解最多的严复在内。
在方面都停止在君主立宪上，也从来没有超越出破坏君权的限度。光绪皇帝虽然接受了维新派变法的请求，但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同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争夺最高领导权，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而绝非要改变封建制度。维新派虽然有所预见。但深感“皇恩浩荡”深入其里而不能自拔。甚至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也充满好感，时刻准备“与狼共舞”。他们旋转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周围，以至于谭嗣同甘愿为变法而流血，到了最后还是落了个茫茫然。更为滑稽的是，随着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康有为却又变成了的卫道者。 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1898年秋，赵三多在山东冠县竖起了“扶清灭洋”的 大旗，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然后一路北上，攻城掠地 ，发展到京津地区，震惊了中外反动。 “扶清灭洋”的口号，具有高度的爱国性质，它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义和团民众致力于“灭洋” ，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 无比仇恨，有利于争取官兵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狭隘的眼界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从阶级本质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使这种口号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容易让群众放松对清的警惕，没有把这个任务同反封建、争取民族进步的任务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和盲目的排外主义的毒素，因而被清控制和利用，最后被清出卖。
农民群众的朴素和天真使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目标与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背道而驰的，尽管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拼搏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 ，也仍然得不到清的丝毫怜悯 ，甚至当他们迎击当面的敌人的时候，却往往遭到从背后射击过来的子弹。最后在中外反动的联合绞杀下糊里糊涂地失败。
义和团运动虽然无法阻止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里继续沉沦 ，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教训了列强侵 略者 ，使帝国主义列强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同时也孕育着伟大的人物。他们不要康、梁跪着的“改良”，他们要进行站着的“革命”，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然后辐射全中国，以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他们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匍匐前进，即使到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也没有放松他们革命的脚步。正是这种坚强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一些障碍，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极大地配合了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种单纯依靠“秀才造反”为主的革命，或者是依靠一个军阀另一个军阀的斗争，或者沉醉于个人的暗杀行动，似乎还不能托起的大厦。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当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里根本无视对于早已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因此，也就得不到蕴藏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强大力量的支持和拥护，而格外显得单薄无助，这种看起来很先进的政权也就很自然地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投机下显得摇摆不定而终致于把政权拱手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更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他们非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革命纲领，甚至还幼稚地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同情，一纸《告各友邦书》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列强充满了极其友好的幻想。而最终也正是在这些“友邦友”的“凋停”下中华民国只剩下一个空招牌。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社会上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风气：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对鬼神的崇拜，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这三者互相交织，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却仅仅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罗网，整个中国的上空布满了令人窒息的阴霾，整个社会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表现出慌乱不安而又不置可否的悲观情绪。
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震醒了昏睡中的人们，勇敢地站在正义的一边，以坚定的态度作为辛亥革命的辩护人。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向时下的尊孔逆流发起猛烈的冲击，冲破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思想语言枷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经过认真研究，把中国革命的多次失败归结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毒害。从而果断地提出救亡之道首先要中国的封建而代之以西方的文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先生以犀利的笔锋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热情地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这些新文化的倡导者更是激动非常，尤其是李大钊先生为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倾注了高度的热情。他乐观地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由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当时（前期）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使他们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偏向，在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又全面地否定了儒家精华的一面，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同时，也没有提出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方案。因此也就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缺乏了完全意义上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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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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